开山见门

音乐茶座

1984年，18岁的何畏从浙江省艺术学校毕业，这年夏天，他做了一件20年后注定要进入我们视野的事情——当时位于今天松台广场位置的解放剧院的经理找到了他，要求他拉上一支乐队去他们那里鼓捣个音乐茶座。

这对何畏来说，绝对是个正中下怀的好事，20多年后当他坐在一家装饰考究的咖啡馆里跟记者回忆往事，讲到这段的时候，两个眸子还是闪亮闪亮的。他当时在学校里学的是民族打击乐器，但那时被老师看作不务正业的流行歌曲已在外面传播得水流花开，和那时许许多多文艺青年一样，何畏早就被那些特别有质感的旋律所打动，一直偷偷地在私底下琢磨那些东西。现在有个这样的好事上门当然不会拒绝，当即叫上几个朋友鼓捣了个乐队，编制是一把吉他、一架电子琴、一架鼓。没有音箱，就从朋友哥哥的理发店里借了个“红灯牌”音箱，这只可怜音箱在后来的大半年时间里，白天在小南门的理发店里唧唧歪歪地唱着，晚上又被拉倒解放电影院的茶座里承受那群哥们的山呼海啸。

很多年后很多人都知道何畏是个鼓手，但他告诉记者，在做音乐茶座乐队之前他却连真的架子鼓都没见过，更别说买了，就凭着些图片上鼓的样子，他买了几个军乐队的小钢鼓，拆了上面的猪皮，蒙上尼龙膜，大致分出个声音的高低，找人焊了个铁架子把鼓搭起来，就学着那磁带里放的声音霹雳叭喇地敲开了。天冷的时候，那塑料鼓皮会发硬，一硬起来声音没法听，于是何畏就在鼓里面装上了彩色灯泡，一来热闹，二来也靠那灯泡的热量把鼓皮烤软。当然最好玩的是关于那个大的低音鼓的故事，可能是一开始他们照着做鼓的图片上看不到下面的大鼓，何畏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弄不明白磁带里放出来那低沉的“嘭嘭”是怎样发出来的，直到半年多后他回母校办事在杭州看了场东方歌舞团的演出后才弄明白，原来人家那鼓下面还有那么大的一个家伙。回来后立即动手弄了个军乐队的大鼓，但看演出时有点远，他还是没搞清楚那个让大鼓出声的是个叫踩捶的东西，结果把那鼓硬是吊里地面20公分，用脚尖去捅。

当年的7月20日位于原解放剧院一座办公楼的四楼的音乐茶座开张了，不大的场地里摆上100来张椅子，在现在看来这当然是非常简陋的，而且一块钱的门票在当时也不算便宜。“但在那时能在现场听听真人演唱的台湾校园民谣，喝喝茶，咬咬牛肉干，磕磕瓜子，怎么说也还是时髦新鲜的玩法”何畏笑着对记者说。

很快这个茶座就成了年轻人最喜欢的时髦去处。半年后位于公园路的东南剧院也开出了自己的音乐茶座，乐队还是何畏的这班哥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跳槽，何畏解释原因就是钱。在“解放”演一个晚上，乐队的收入是五块钱，而“东南”开出的价码是十块，因为他们准备一个晚上开两场。从晚上七点到九点是第一场，从九点到十一点是第二场。20年来一直没有离开过娱乐业的何畏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那情形是，当你七点进场和女朋友在歌声中窃窃私语到九点的时候，会有人来提醒你们时间到了，这时你要么选择退场，要么再买张继续。”

就在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中，温州娱乐业开始启动了。

　
交谊舞厅

在温州先创音视器材有限公司老总陈良春的印象中，上世纪的80年代初，正是砖块录音机风靡全国的时候，“四喇叭、立体声”这些名词在当时所包含的优越感跟今天的“V6、敞篷”并无二样。当时的人们只要有录音机，再整点转录了不知多少回，甚至直接从电台上扒下来的流行歌曲磁带，招呼上几个朋友，只要找个空地就可以自娱自乐地跳起舞来，但这种情形大致在1984年以后就变得不多见了。

在采访中，对于温州的“第一家交谊舞厅”的说法有好几个版本，我们原本希望从文化局的市场管理处找到一些资料来进行核实，但遗憾的是记者被工作人员告知，现在自动化档案管理只有最近几年的内容，更早前的资料一时无从查找，再加上当年的经手人也大都退休的退休，调离的调离，很难有第一手的资料来确定一种说法。

听到最多的两个版本，一是1984年8月开业的解放剧院舞厅，注意，这里又出现了解放剧院，据说是因为当时音乐茶座生意不是太好，于是剧院便把茶座扩张成为舞厅，但这一说法却没有得到组织茶座乐队的何畏的认同，相反，他告诉我们的是恰恰是另外一个版本——当年曲艺团在城西街开出的舞厅，据一些当年的舞客介绍，曲艺团的舞厅面积有三四百平方米，比起解放剧院舞厅要大一些。不论那个版本，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温州的舞厅的出现在时间上稍稍迟于音乐茶座。

舞厅的兴起了引了一大批爱跳舞的市民，生意出奇地好，许多舞厅几乎每晚场场爆满，好的每月能有一两万元的收入。连舞厅经营者自己都觉得纳闷，“这些人都没事做的吗，怎么老跑舞厅来玩？”随着最早开业的几家舞厅生意火爆，一些精明的商人也在街头巷尾开起了舞厅，像灯光球场、东瓯大厦、华侨饭店，都办起了舞厅。

就在同一年，北京市却只批准了四家舞厅的开放，而且当时只允许四种类型人进入舞厅：外国人、留学生、华侨和华侨带进来的中国人。可见在当年5月刚刚被被列为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的温州，在娱乐业方面还是走在很多地方的前面。

1992年，是舞厅发展的最高峰，市区一下子就出现六七十家舞厅，仅隔岸路茶厂和大南门荷花路一带就分别开着四五家舞厅，眼看着生意越来越火爆，在一段时期里，有的舞厅还把原来的每天3场增加到5场，票价也从1元涨到了5元，以获取更加丰厚的利润。那时去舞厅跳舞的客人各个年龄层次的都有，早、中场一般是年龄偏大的人去，一到了晚上，舞厅就成了年轻人的天下：交友的、谈恋爱的、图新鲜的……曾在某舞厅工作过的胡先生回忆，那个时候很多小青年去舞厅都是为了结识女孩子，而真正去过跳舞瘾的却是少部分。在舞厅里，跳出感情成为夫妻的有，跳出婚外情引起家庭动荡的也不少。

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舞厅的票价开始一路走低，许多小型舞厅难以维持日常的开销，逐步被市场淘汰，只有少部分规模稍大的舞厅继续经营下来。此时的舞厅已不再清场了，一次买票进去可以跳个够，个别舞厅还把门票定价为一元，终于，去舞厅跳舞再也不是一件特别“拉风”的事。
　

走穴演出

之所以在这里会这么隆重地辟块地方写走穴歌舞团，并不仅仅是因为在还没有综艺电视节目的上世纪80年代，隔三差五在这个城市里演出的走穴歌舞团为我们带来了最早的综艺的狂欢，更重要的是温州也有几个本地歌舞团参与走穴大潮，就是这种演出为温州培养了一大批的人才，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至今仍从事着相关职业。

陈良春18岁高中毕业后开始跟团走穴，起初是搞吉他弹唱，后来又做鼓手，再后来开始接触灯光音响，现在他的先创公司是温州最有影响的专业音响工程公司。有一次我们一起看贾樟柯的《站台》，当看到崔明亮他们的“深圳太空柔姿霹雳舞团”走穴表演时，他在边上就嘿嘿地笑得不行，他告诉我电影上所展现的情形和他们当年的走穴相差无几，甚至表演的节目也大同小异，既有摆出摇滚架势的《站台》，也有很迪斯科的《路灯下的小姑娘》，更有那让人乍看简直要魂不守舍的“太空舞”。那时他们主要在省内和周边的几个省份走演，他的灯光和音响基本上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开始学习的。

有相同记忆的人当然不止良春，何畏当时还组织过走穴演出，他的那个团名字叫“温州爱乐摇滚乐团”，何畏向我坦白：“其实什么叫摇滚我到90年代初才知道，但当时就是觉得这两个字时髦，光从字面上看就觉得热闹、动静大，当时我还有个朋友更离谱，居然还叫什么什么爵士歌舞团，整台节目下来其实没有一个跟爵士沾边的。”对那些当年的文艺青年来说，那真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年代——一群年龄相仿爱好相同的年轻人，边走边唱，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情，收入在那个年代也算不错了（最好的时候，演出一场可以拿30块钱，以一天演两场来计算，一个月有着将近2000块的收入），当年的走穴演出不但有效地挥发了他们的青春荷尔蒙，更重要的是，舞台上的表演满足了他们的表演欲望。

如今许多三四十岁的温州人或许都还记得当年的一名温州歌手，有着“温州梅艳芳”之称的潘晓红。1987年的时候，温州市举行了“首届通俗歌手大赛”，当时才18岁的潘晓红就凭着先前走穴得来的舞台经验，以梅艳芳式的载歌载舞让观众和评委惊为天人，一举夺得比赛的一等奖。“我那时去南方走过穴，学会唱广东话，也学会了那种边跳边唱的表演方式，那时的温州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去表演的”潘晓红说。尽管成了温州当时最红的歌星，但潘晓红却很少在温州本地表演，而是继续在走穴广告牌上的“南国红歌星”或“亚洲红歌星”生涯。正如何畏所说的：“虽然在差不多的时间里，温州的舞厅也开始由乐队和歌手来进行现场表演，但好一点的乐手跟歌手是不屑去舞厅表演的，因为他们觉得只有在真正的舞台上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表演。

但这个舞台没有多久就消失了。

还是继续讲何畏的故事：在1987年底，何畏在蒋大为来温州的走穴演出现场认识了当时蒋的穴头（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演出经纪人），这个北方佬听何畏说起自己也有个团的时候，就热情地邀请他们去东北演出，还定了时间地点场次票价，何畏一算挺合算的，就带上一般哥们上路了，不料到了那里才发现那穴头连到火车站接站都没来，活生生地就被对方给涮了。虽然之后机遇巧合在那边好歹还是演了几场，但票房实在是惨不忍睹，那次东北之旅让何畏整整亏了两万多。幸好来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何畏认识了那时刚刚出狱的张行（这个上世纪80初以一首《迟到》风靡全中国的著名的歌星曾经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判刑），组织他来温州演出，票价5块，每天两场，连演七天，才把本儿给捞回来。

1988年底，何畏跟吴涤清一起组织“吴涤清返乡演出歌舞团”，在省内一天两场连演一个月后就彻底退出了走穴生涯。因为这时，没有像吴涤清、张行这种真正的红歌星的歌舞团，已经很难再吸引观众了。
　

点歌厅

走穴歌舞团的衰落，从某种意义上给温州娱乐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这是因为大量的优秀歌手、乐手和许多大型演出的专业音响灯光开始进入了舞厅——视听盛宴的娱乐时代终于开始了。

1989年，原先的广化电影院改成了“腾龙舞厅”，所使用的音响正是租借陈良春所在的歌舞团音响，那是温州娱乐场所第一次使用进口音响，品牌是陈良春至今还在代理的“EV”，舞厅老板知道他还懂灯光，就让他帮着从杭州买了3800块钱的灯光设备。虽然当时赚了多少钱他已经忘记了，但他却明明白白地记住了这是他的第一单生意。

有了好的软硬件之后，歌厅的形式开始逐渐有了一些变化。现任温州电视台“周末嘻哈哈”节目主持人的“宾哥”牟海滨告诉记者：“最初歌厅里的歌手都是坐在那里甚至背对着观众来唱的，我可能是最早是转过身面对观众来唱的一个。记得有一天我唱了一首之后，一个广东老板让人给我送了一杯酒上来，酒杯下面压了50块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时我唱一个晚上才30块钱，突然间有人给了50块，感觉还是很惊喜的，所以印象特别深刻，不敢说就是最早接受点歌的，起码也是最早的之一。”

从舞厅到点歌厅没有一个明显的分水岭，甚至两者还同时存在了好长一段时间，大致上是舞厅里的出现一些有实力的歌手不愿只把自己歌声作为伴奏，而让自己的演唱成为一个独立的表演项目，当歌手的主体地位凸显出来的时候，他们的表演风格和曲目都开始有了固定的观众和追随者，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南方广东那边传入的“点歌”就开始流行起来了。潘晓红回忆起那段经历：“起初点歌，就是那些舞厅常客或者说歌迷为表示对你的喜欢和支持，而花点钱往台上送个花篮搞搞气氛，也就五块十块的，到后来才变得离谱起来，变成争狠斗富，几百几千的都很平常，我见过最高的点歌费是两万块钱，点一首歌花两万，你说这多荒唐呀！”

事实上，两万的点歌费远不是那个时代暴富者最极致的荒诞，何畏在当时著名的“五马夜总会”曾经亲身经历了一个疯狂的夜晚：“那天有三桌客人特别活跃，轮流着点歌，相互抬着点歌的价格，最后有一桌的人沉不住气了，就打了个电话让人送钱过来。你知道是多少钱吗？整整一小蛇皮袋，全都是十块面额的，12万呀！花钱点歌把别人镇住了觉得开心，老板开心，歌手开心，连我们也开心，因为按比例我们乐队能分到三成，那就是三万六，真的是皆大欢喜呀！现在我们当然觉得离谱，可在那个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太正常了，那时候的钱好赚呀！”

那确实是一个钱好赚但没地方花钱的年代，温州的娱乐业就这样懵里懵懂中度过了它的黄金期。为了证明这是个名副其实的黄金时期，我在这里还可以提供一些这样的数字：

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告诉我们，1992年，他从老家被温州一家夜总会老板请来做主持人，当时的保底工资是1800，再加上平时点歌的分成，月入平均8000到10000之间，而当时普通工人的收入不过四五百块钱。

而我的一个朋友当时在一家夜总会调音并兼职做鼓手，月薪30000，还不包括点歌提成。

1994年，温州大厦的圆房子舞厅光音响和灯光的设备投入就超过100万。
　

KTV、迪厅、酒吧

疯狂的点歌厅时代的结束的背后并不完全是理性的回归，有个老资格的娱乐业老板就把这一原因归结到外地女歌手的到来：“你知道吗，尽管当时点歌点得成千上万的，但那时花这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主要也就是暴发户想出风头的心理在作怪。那时的歌手大都还是温州本地人，我们这个城市算是小地方，人跟人之间都相互有点认识，所以就算花钱再多也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而且那时歌手和客人特别有规矩，一般情况下不是很熟的话，连握个手都很少，更不要说坐在一起喝酒了。但后来那些外地女歌手就不一样了，歌不怎么会唱，老到台下拉客人为他点歌花钱，一来一去，后来她们连歌都不唱了……本地的歌手一看情况变得这么复杂，也就慢慢地退出了”。

点歌厅一旦无歌可点，没了内容的空白形式也就到了终点。1995年的温州娱乐业开始进入了百花齐放的时代，那时市区最有名的娱乐场所中既有接了点歌厅衣钵的“假日”、“瑞兴”、“金色年华”、“帝豪”、“新锦江”之类歌舞表演厅；也有自1991年在“逍遥宫”大厅点唱录象带卡拉OK演变来的KTV，如“华侨”、“宝丽金”等；还有几乎和国内同步流行起来的大型迪斯科广场：“海城”、“龙虎豹”、“JJ”、“POP”、“蓝带”。那也正是陈良春接娱乐场所单子最多的时候，在他记忆中，他甚至还在乐清为一个投资规模超过600万的迪厅做音响和灯光工程：“那时娱乐场所的投资门槛已经很高了，一般场所的音响和灯光两项投资基本上都超过100多万，什么升降舞台、弹性舞池都有了，音响灯光方面，那时国内能找到最好的进口货也全都有了。”

但对娱乐业的老板来说，那已经不再是最赚钱的年头。随着娱乐项目的增多，人们在选择越多的情况下，对一个场所的忠诚度也大大的下降，在很多时候人们只冲着场子的“新”感觉去，新鲜劲一过就换地方了。陈良春经历的一个事情就很能说明那时市场的残酷，当时有一家由他公司负责音响工程的迪厅开业之后每天人潮人海的，老板乐得合不拢嘴，但与此相对的是，两个月不到时间里，就有其他三家规模相当的老迪厅却因客人太少被迫关门，市场残酷得让很多老板就此退出娱乐业江湖，或远走他乡。

之后的十年时间里，温州娱乐业里担当主要角色的一直是迪厅和KTV，尽管位于黎明立交桥附近的演视觉广场在1996年底盛大开业，十年来也网罗了国内众多明星歌星登台表演，但也已经无力挽回歌舞表演厅的江河日下。现在温州娱乐业的格局基本上就是KTV、迪厅、酒吧三足鼎立。

1997年位于飞霞南路的利玛航空母舰的开幕为温州KTV定下了一个入市标准，之后的七八年时间里几乎所有的KTV装修、经营基本上都照着它的风格。

这种格局直到2004年，随着“嘉乐迪”和“加洲红”量贩式KTV的出现才带来一些变化。做外贸生意的陈强由于客商来往应酬多，一直都是KTV的常客，他说:“‘嘉乐迪’和‘加洲红’出来前，大家都觉得KTV里挺复杂的，所以有时到这种地方玩都不大愿意和家里人说，因为他们一听KTV立刻就会想到里面有‘小姐’什么的，感觉特别没意思。”

量贩式的KTV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改变了所有人关于娱乐场所的观念。陈强最深刻的感受是，终于有了个全家老少都能去的娱乐地方了。“不怕碰到什么不雅的场面了。” “嘉乐迪”和“加洲红”里面绝对没有穿着暴露的女服务员，灯光明亮，各房间的门上都开着透明窗户，而此前，穿着暴露的服务员和昏暗的灯光是歌舞厅的标志。量贩式KTV的另一大特点是:里面有明码标价的超市，不再是夜总会里流行的暧昧不明的酒单。“别小看这个。” 陈强说，价格低廉化使娱乐场所成为普通人群可以进入的场所。

尽管这样，量贩式的KTV也并没有使温州娱乐业大步迈向平民化，相反，随着2005年位于“拉斯维加斯”、“海市蜃楼”、“花样年华”、“钻石年代”的开业，这些号称投资数千万至上亿不等的新KTV，极尽富丽堂皇之能事，把全新的奢华风气带给了温州娱乐业。位于新城的“花样年华”还在装修的时候就在外面作了很大的喷绘广告，上面就包括有巨大的“极度奢华”字样。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温州的娱乐场所兴起了喝洋酒的风潮，芝华士兑绿茶成了最IN的饮品。“钻石年代”的KTV经理杨新梅告诉我们，在他们那里，洋酒就是主打的酒水路线，虽然也有啤酒，但却从不打折，他们就是希望能让客人们养成洋酒的消费习惯。

2005年温州娱乐场所除了奢华和洋酒外，最大的特点就是迪厅和KTV的结合，在这点上“拉斯维加斯”、“洛克会所”、“钻石年代”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种结合的一大好处就在于满足了不同喜好的顾客在一个场所里进行消费。现在的迪厅和十年前的当然不可同日而语，陈良春告诉我们，尽管纯粹从硬件投入的费用上看，现在的和十年前并没有成倍的差距，但现在的人民币购买力却提高了许多，再加上入世后关税的下调，哪怕是相同的钱都能买到比以往高几个等级的东西，在硬件上绝对算是一流了。但娱乐业的职业经理人沈伟对温州整体的娱乐业并不是十分的乐观：“虽然温州人有钱，但城市偏小，总体的消费群体并不大，而且没有象北京上海那样还有大量的游客，娱乐业的整体的销售状况基本上算是自产自销，在我看来目前这个市场应该有点饱和了，2006年如果再有新的商家进入，只怕前途难以看好。”

在文化局市场管理处看来，并不是所有的酒吧都算是娱乐场所，假如只是纯粹提供酒水，那就只能算餐饮行业，但如果是音乐主题或者有歌舞表演性质的，那也就算得上是娱乐场所了。但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并没有这种明确的界限，总体来说，温州酒吧的真正兴起，应该是在2001年间，2002年随着“拉芳舍”、“舍得坊”等一些咖啡馆、茶餐厅的红火，酒吧也成为人们常去的休闲场所，相对咖啡馆、茶餐厅来讲，酒吧的音乐往往能让人找到娱乐场所的感觉，它特别适合那些想听点音乐但又想说点话的人们——但是“音乐茶座”的年代毕竟过去了，真正热爱音乐喜欢听歌的人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多只有音乐和啤酒的酒吧从我们身边消失了。

著名的“唐人街”如今早已彻底地做起了火锅生意，两年前那“水手吧”最后一次以“时光倒流”为主题集中了何畏、潘晓红那一代歌手的声音之后，我们才真切地感觉到什么叫做一个时代的结束。

20年前舞厅乐队里最吃香的是小号手，因为那时的吉他手普遍只能弹点节奏，整段的旋律只能让小号来完成；那么谁是今天最重要的呢？“POP风暴”DJ阿文跟我说：“最重要的是音乐！”但我看着他馒头大汗地向我耐心解释Ambient和Breakbear这两种音乐有什么区别的时候，我却由衷地感觉到机器才是最重要的，不仅是制造这些电子舞曲的机器重要，更重要的是今天已经运转有序的娱乐业大机器——尽管它制造的快乐难免有些单薄，但却也已是许多人生的不可缺少。

本文发于《中国民航》2008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