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山见门

歌星

涌现了一大批歌手的温州，很快就迎来了自己的顶尖人物，那可不仅仅只是温州的“歌灯”，而是全中国歌迷都知道的“天王巨星”级人物——

对于温州流行音乐来说， 吴涤清是个标志性的人物。两年前，他推出了第十二张个人专辑《无敌》，温州的大街小巷再次贴满他的肖像海报时，陈良春想起了1985年初在三角城头，有人用毛竹篮装着吴涤清第一张专辑《梅兰、梅兰我爱你》磁带在叫卖的情形：“快买快买，温州人出磁带了，好听兮，明天就买不到咯！”尽管在今天吴涤请这个名字已经变得有些陌生，但在上世纪80年代他却是家喻户晓的“情歌王子”， 他的名字曾是那个情歌传唱年代的代名词。
吴涤清仿佛是为音乐而生的，第一次接触吉他时，当即为它的音色外形所“迷倒”，朝思暮想着能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吉他。当时他在剪刀厂做一名锻工，最大的“财产”就是父亲留给他的一辆自行车——除了铃不响全都响。终于他咬咬牙，将自行车拿到晏公殿巷旧货店卖了30块钱，然后当即就买了一把价值24块的吉他，于是，1979年的吴涤清穿着牛仔裤、听着双卡录音机、弹吉他，过着温州城里当时最酷的生活。

尽管剪刀厂的工作是从父亲那里“顶替”来的，非常不容易，但一旦听到温州歌舞团招人的消息，他还是义务反顾地参加了考试，并最终成为团里的一名乐手。在团期间，吴涤清第一次感到自己跟理想是如此地接近，于是拼命地拉琴、练声、练气息、练普通话、练身段……

吴涤清第一次登台是1982年随着温州歌舞团在玉环坎门，他烫着头发、抱着吉他港台味十足地一亮相，底下的观众顿时陷入癫狂，最后只得加场，只见舞台前摆满了一台又一台的录音机——全是观众拿来录他的歌的。第二天吴涤清走在小镇上，忽然听到满大街播放的全是自己前晚唱的歌，才明白自己一夜之间红遍这个小渔村。回温后乘胜追击，在市府礼堂举行表演，“武装”得也更加彻底，甚至还叫做皮鞋的朋友定做了一双锃亮的尖头皮鞋，再加上喇叭裤、花衬衣，在门口贴上巨大的海报，真是帅呆了，酷毙了。连演十几场，场场爆满，几近失控。

“也许那年头，大家都希望听到爱的表达吧”20多年后的今天，吴涤清平静地评价了自己的初次登场。“两年后，我离开歌舞团，到深圳当酒吧歌手，唱得小有名气，后来应邀到上海万人体育馆参加大型演出，没想到一鸣惊人，各大唱片公司都来抢我。”
　　
慧眼识珠的中唱上海分公司专程找到吴涤清，为他录制了第一张专辑《梅兰、梅兰我爱你》，上市后，十几首歌，首首走红，流传大江南北。“那个时候不流行签约，录成磁带就算合作结束。这张专辑公司给了我1000元酬劳，他们卖磁带却赚了一百多万。”面对巨大的收入差距，吴涤清更多的却是满足，因为在那个年代，有磁带出就是“歌星”了。接着，又有几家公司争着为吴涤清录制唱片，吴涤清的收入也从3000、6000，涨到一万块。他笑着说：“一万块，很多了，成了当年的万元户，哈哈。”

1986年，吴涤清的“中国巡回演唱会”，创下连续演出逾五百场，场场爆满的惊人纪录，被各大传媒誉为“情歌南霸天”谁也没有想到，吴涤清会在歌唱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离开。1991年，吴涤清在家乡温州瑞安体育场参加完大型演唱会，受到热烈欢迎后，毅然告别演艺圈。对于离开，吴涤清说：“当时我是职业歌手，为了生计，必须演出，终日在外奔波，几乎走遍全中国，太累了。如果可以先养活自己，再从事喜欢的事业，不是更好吗？”
　　
1992年，如日中天的吴涤清以温州人独特的商业敏锐下海经商。他先是引进佐丹奴休闲品牌，在温州市区五马街开出了第一家服务大众的服装超市，为温州流行服装翻开了全新的第一页；他引进了“谢瑞麟珠宝”，从而引导人们真正了解钻石、告别“重金时代”。他还引进“永和豆浆”，促进和引发了快餐业卫生的改变和品质的提高；他率先经营中老年服饰，成为今日温州中老年服饰一条街的“开山鼻祖”。

主持人亚宁曾这样评价吴涤清：“他是所有歌星中最会做生意的，所有生意人中歌唱得最好的。” 但一听到“富翁歌手”四个字，吴涤清却非常激动地否认：“我不是！我只是带着商人的身份，在做歌手的事情。因为有商业上的支持，令我可以不为了生计演出，不听演出商的使唤而已。”在他心里，音乐比生意更重要，是一剂保持年轻、快乐的兴奋剂：“很多同行比我有钱，却羡慕我开心、年轻。在生意上，我不会太投入，过得去就行了。我生命中还有音乐相伴，它让我快乐。”

如今，吴涤清在深圳、北京、温州三地都有公司，另外在加拿大也有他的事业。但吴涤清似乎并不像别的老板那样为钱所累，打下的“江山”说给人就给了，自己则在瓯海潘桥过起了田园生活。“我所有的菜都是自己种的，养鸡养鸭养狗养猫养孔雀等等。”

走穴
    
1980年代中期，当吴涤清开始在流行乐坛开始叱咤风云的时候，也正是国内流行音乐进入第一个鼎盛时期， 那是一个还没有综艺电视节目的年代，隔三差五在各地行走演出的走穴歌舞团为人们带来了最早的综艺狂欢。很快，何畏也坐不住了，因为那些在外地走穴的朋友总是在他面前有讲不完的故事，而那些故事总有刺激他的地方：一是走穴的人钱比当时他在茶座里赚得多；二是舞台大，观众更多，更热情；当然最刺激他的还是第三点——那些哥们总是说，只有没本事的人才不敢外出闯荡！

那些外面的故事最终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既然你选择了走音乐这条路，那走穴就是你展示音乐才华唯一的，也是最好的方式。 于是，温州的“何畏”们就出发了！

陈良春18岁高中毕业后开始跟团走穴，起初是搞吉他弹唱，后来又做鼓手，再后来开始接触灯光音响，现在他的先创公司是浙江省最有影响的专业音响工程公司。有一次我们一起看贾樟柯的《站台》，当看到崔明亮他们的“深圳太空柔姿霹雳舞团”走穴表演时，他在边上就嘿嘿地笑得不行，他告诉我电影上所展现的情形和他们当年的走穴相差无几，甚至表演的节目也大同小异，既有摆出摇滚架势的《站台》，也有很迪斯科的《路灯下的小姑娘》，更有那让人乍看简直要魂不守舍的“太空舞”。那时他们主要在省内和周边的几个省份走演，他的灯光和音响基本上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开始学习的。

何畏组织的歌舞团叫“温州爱乐摇滚乐团”，何畏向我坦白：“其实什么叫摇滚我到90年代初才知道，但当时就是觉得这两个字时髦，光从字面上看就觉得热闹、动静大，当时我还有个朋友更离谱，居然还叫什么什么爵士歌舞团，整台节目下来其实没有一个跟爵士沾边的。”对那些当年的文艺青年来说，那真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年代——一群年龄相仿爱好相同的年轻人，边走边唱，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情，收入在那个年代也算不错了（最好的时候，演出一场可以拿30块钱，以一天演两场来计算，一个月有着将近2000块的收入），当年的走穴演出不但有效地挥发了他们的青春荷尔蒙，更重要的是，舞台上的表演满足了他们的表演欲望。
    
只是何畏的运气有些不好。1987年底，何畏在蒋大为来温州的走穴演出现场认识了当时蒋的穴头（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演出经纪人），这个北方佬听何畏说起自己也有个团的时候，就热情地邀请他们去东北演出，还定了时间地点场次票价，何畏一算挺合算的，就带上一般哥们上路了，不料到了那里才发现那穴头连到火车站接站都没来，活生生地就被对方给涮了。虽然之后机遇巧合在那边好歹还是演了几场，但票房实在是惨不忍睹，那次东北之旅让何畏整整亏了两万多。 幸好来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何畏认识了那时刚刚出狱的张行（这个上世纪80初以一首《迟到》风靡全中国的著名的歌星曾经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判刑），组织他来温州演出，票价5块，每天两场，连演七天，才把走穴东北的亏空给捞回来。

李向阳曾被人称为“温州走穴第一人”，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9年时间里他呆了将近30多个歌舞团，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曾和当时还未出名的那英共过事，他告诉我们，那时候也有一些疯狂的粉丝做一些疯狂的事情：自掏腰包跟着歌舞团到处跑，一场不落地看演出，还场场送花；歌舞团歌手宣传照、海报经常是演出一结束就被偷了个精光。

走穴可以带来自由，带来满足感，还可以积累丰富的舞台经验。如今许多三四十岁的温州人或许都还记得 1987年的“温州首届通俗歌手大赛”当时才18岁的潘晓红在那次大赛中让观众和评委惊为天人，获得比赛的一等奖第二名（第一名是伍卫中）。“我那时去南方走过穴，学会唱广东话，也学会了那种边跳边唱的表演方式，那时的温州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去表演的。”20年后，潘晓红向我们道破了自己当年获胜的秘笈。那次比赛之后，她开始以“温州梅艳芳”的称号行走江湖。

在那时，只要你唱得好，便会不停地有歌舞团和演出活动自动找上门来，而待遇跟一般演员也是有天壤之别，如果你是特邀的，你一个晚上唱完便可离开回歌舞团为你安排的宾馆里去，那个时候住宾馆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事了，一般演员可是只能睡在歌舞团的地板上的。而且当时的观众口味也比较重，喜欢听一些有跳动气氛、鼓舞人心的所谓劲歌。歌手董雁回忆说，那时候他一般一场都只唱两首歌，可往往一上去就下不来，一唱就是四五首，一般暖场时先来首老崔的《一无所有》，观众的热情马上就会被调动起来，然后再来一首当时最为流行的西城秀树的《罗拉》，煽情之极，然后接下来就是唱《一条路》、《心中的太阳》这些歌。

相对来说，董雁是温州走穴歌手中运气最好的一个，除了睡宾馆外，他还在走穴过程中被广州太平洋音像公司发现，受邀灌了一张个人专辑。董雁被唱片公司宣传为“情歌王子”，专辑中的十一首歌则都是用国语翻唱张学友、谭咏麟的粤语歌。虽然当时的录音设备远不如现在，但那时录歌速度却非常快，一个晚上录五六首歌，两三天就搞定了，这张专辑让董雁拿到了一笔巨款——一万块钱。据说后来这张专辑不仅在温州在全国都卖得很好，董雁也就成了那时走穴潮中最“名利双收”的一位。

 1988年底，何畏跟吴涤清一起组织“吴涤清返乡演出歌舞团”，在省内一天两场连演一个月后就彻底退出了走穴生涯。因为这时，没有像吴涤清、张行这种真正的红歌星的歌舞团，已经很难再吸引观众了。人们开始对走穴演出呈现出疲态，有种说法叫“全国一张演出单”，就是对当时这个形式的最好写照，每个歌舞团的演出都差不多。这也昭示着走穴开始走下坡路。而对那些歌手来说，虽然走穴能带来了较高的收入，但总在路上的奔波实在过于艰辛，尤其时间一长，他们终于慢慢地发现，靠走穴实现自己音乐理想的希望太渺茫了，于是他们开始回望家乡的方向。

点歌厅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多新事物都由广州传入温州，点歌厅就是其中的一种。这种高消费的歌厅，鼎盛时期曾经遍布温州市区，用当时一位歌手的话说：“简直比公共厕所还多”。而走穴歌舞团的衰落，从某种意义上给温州娱乐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这是因为大量的优秀歌手、乐手＋大型演出的专业音响灯光＋当时已经开始衰落的舞厅＝点歌厅。

1989年，原先的广化电影院改成了“腾龙舞厅”，使用的音响正是租借陈良春原先所在的歌舞团音响，那是温州娱乐场所第一次用上进口的音响设备，品牌是陈良春至今还在代理的“EV”，舞厅老板知道他还懂灯光，就让他帮着从杭州买了3800块钱的灯光设备。虽然当时赚了多少钱他已经忘记了，但他却明明白白地记住了这是他的第一单生意。
    
有了好的软硬件之后，歌厅的形式开始逐渐有了一些变化。从舞厅到点歌厅没有一个明显的分水岭，甚至两者还同时存在了好长一段时间，大致上是舞厅里的出现一些有实力的歌手不愿只把自己歌声作为伴奏，而让自己的演唱成为一个独立的表演项目，当歌手的主体地位凸显出来的时候，他们的表演风格和曲目都开始有了固定的观众和追随者，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广州传入的“点歌”就开始流行起来了。

在经历过点歌厅全过程的乐手王小豹看来，温州的“点歌厅”应该分为两个阶段：“发疯前”和“发疯后”。所谓的“发疯前”是指初期的点歌厅，当时点歌是很正规的，只是一种新的娱乐方式，没有花篮，点歌金额全部固定，想点歌，可以交代服务员，费用一般为5元/首，交了钱可以点歌手唱，也可以自己唱。因为有乐队的伴奏，自点自唱的形式受人欢迎，算是卡拉OK的雏形，演唱曲目是五花八门，乐队也需八面玲珑，除了流行歌曲，京剧、越剧、豫剧都要一一拿下。王小豹说，一次客人点了豫剧《白毛女》，乐队一时找不到调，乐手就让客人先唱，然后乐队再定调跟上，基本这样都能混下来。

如今被人称为的“宾哥”的温州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牟海滨告诉记者：“最初歌厅里的歌手都是坐在那里甚至背对着观众来唱的，我可能是最早是转过身面对观众来唱的一个。记得有一天我唱了一首之后，一个广东老板让人给我送了一杯酒上来，酒杯下面压了50块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时我唱一个晚上才30块，突然间有人给了50块钱，感觉非常惊喜的，所以印象特别深刻，不敢说就是最早接受高价点歌的，起码也是最早的之一。”

到了1992至1994年间，温州市区的点歌厅简直遍布大街小巷了，不单五马街、公园路等繁华闹市区有很多，相对偏僻的巷子内也开出了好几家，多如公共厕所。王小豹所说的“发疯后”阶段大致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潘晓红回忆起那段经历：“起初点歌，就是那些舞厅常客或者说歌迷为表示对你的喜欢和支持，而花点钱往台上送个花篮搞搞气氛，也就五块十块的，到后来才变得离谱起来，变成争狠斗富，几百几千的都很平常，我见过最高的点歌费是两万块钱，点一首歌花两万，你说这多荒唐呀！”

这个让人花了两万块钱点歌的歌手就是厉智敏，五六年后他的《朋友的心》在全国传唱，成为吴涤清之后把歌声洒得最远的一个温州歌手，但那是后话，在当时他还只是一个点歌厅的歌手，而且还是当时最赚钱的歌手之一。 “粉丝”众多的厉智敏，每晚都有很多的人来点他唱歌，曾经有位40多岁的华侨花两万块点他唱歌，作为一个男歌手得到这么高的点歌费，这在当时算是不寻常的。

当时，很多人是抱着钱连续多个点歌厅赶场点歌的，在点歌厅人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这样打电话：某某啊，你快过来，我这里捧一个歌手，现金带不够，过来帮哥们撑撑场子。“这样的点歌厅，矛盾纠纷是非常多的。歌厅老板与演员之间、观众与观众之间、观众与演员之间都容易发生矛盾纠纷，由此引发的治安事件接连不断。”让牟海滨记忆深刻的一次，是他和几位歌手到平阳演出，当时有两方人互相抬价点歌，最后价格飙到了两万块一首，双方拼红了眼，互不相让，眼见局势无法收拾。最后经多方周旋，叫了中间人调解，好说歹说以每人出一万六元各点一首，才皆大欢喜。

事实上，两万的点歌费远不是那个时代暴富者最极致的荒诞，何畏在当时著名的“五马夜总会”曾经亲身经历了一个疯狂的夜晚：“那天有三桌客人特别活跃，轮流着点歌，相互抬着点歌的价格，最后有一桌的人沉不住气了，就打了个电话让人送钱过来。你知道是多少钱吗？整整一小蛇皮袋，全都是十块面额的，12万呀！花钱点歌把别人镇住了觉得开心，老板开心，歌手开心，连我们也开心，因为按比例我们乐队能分到三成，那就是三万六，真的是皆大欢喜呀！现在我们当然觉得离谱，可在那个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太正常了，那时候的钱好赚呀！”
    
那确实是一个钱好赚但没地方花钱的年代，温州音乐人就这样懵里懵懂中度过了他们赚钱的黄金时代。为了证明这是个名副其实的黄金时期，我在这里还可以提供一些这样的数字：
    
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告诉我们，1992年，他从老家被温州一家夜总会老板请来做主持人，当时的保底工资是1800，再加上平时点歌的分成，月入平均8000到10000之间，而当时普通工人的收入不过四五百块钱。
    
而我的一个朋友当时在一家夜总会调音并兼职做鼓手，月薪30000，还不包括点歌提成。
    
1994年，温州大厦的圆房子舞厅光音响和灯光的设备投入就超过100万。
　
点歌厅时代的结束的背后并不完全是理性的回归，有个老资格的娱乐业老板就把这一原因归结到外地女歌手的到来：

“你知道吗，尽管当时点歌点得成千上万的，但那时花这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主要也就是暴发户想出风头的心理在作怪。那时的歌手大都还是温州本地人，我们这个城市算是小地方，人跟人之间都相互有点认识，所以就算花钱再多也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而且那时歌手和客人特别有规矩，一般情况下不是很熟的话，连握个手都很少，更不要说坐在一起喝酒了。到了1992年外地歌手进入，整个点歌厅变味，歌唱得好不好变得不重要了，歌手从比业务能力到了比公关能力的畸形阶段，会不会发嗲，有没有人捧才是重点，这冲击了本地歌手的唱歌热情，他们开始退出点歌厅。”

而留下的那些所谓的“歌手”很多根本就不会唱歌，这也导致点歌厅乐队开始“披荆斩棘”的坎坷道路，王小豹就碰到过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歌手”要求。歌手和乐队配合的时候，通常乐队会问唱什么调，有些懂点的会说，原调（指卡带原唱的调），不懂的就傻在那里和乐队面面相觑，还有歌手居然还会和鼓手说：师傅，请低一个调。

这些爱发嗲会撒娇的外地歌手与“豪客”们在点歌厅外往往有着另外的交易，所以哪怕她们于音乐一窍不通，也仍旧还是能够招徕生意，因为这时来点歌厅的客人们已经不再重视音乐了，他们对那些女歌手的脸蛋和身材似乎更有兴趣。慢慢的，带着漂亮女歌手的乐队也逐渐取代了本地乐队，很显然，这时的歌厅更需要那些身材火爆的美女。老音乐人安建华曾向我回忆起点歌厅末期本地乐队受排挤的情景：“我在台上打着鼓，看到下面一张桌子边坐着几个外地人，男的要是长头发的，女的要长得不错的话，我就知道自己在这家歌厅的饭碗保不住了！”

蛰伏

点歌厅一旦无歌可点，没了内容的空白形式也就到了终点，从1995年开始，温州娱乐业开始进入了 KTV和迪厅并重的时代。由此， 在大众文化生活中叱咤风云十多年的本地流行音乐慢慢地在人们的视线中退隐了。而就在同时期，在中国的南方，就在吴涤清、何畏、陈宏雷、伍卫中等等一大批温州音乐人曾经战斗过的广东，中国流行音乐迎来了她的第二个鼎盛时期，而温州作为一个曾经的音乐人才的重要输出地，尽管有着一定的人才储备，但由于本地不具备发展唱片工业的起码条件，没有出版社，没有起码的歌手包装机制……最终彻底消逝在中国流行音乐的版图上。白雪、李慧珍在北京的星光闪耀，却没能让人记起温州流行音乐的光荣与梦想。

昔日的音乐人开始纷纷转行，下海的下海，经商的经商，但他们始终未曾真正离开过音乐，1997年，何畏带头把身边的同道聚集起来，成立了“温州通俗音乐学会”。学会成立后，举办过各类大小的公益演出，最让人难忘的莫过于那年夏天在街心公园的一场露天赈灾义演。演了一半时突然就下起了倾盆大雨，但台下千名观众却都没有离去，演出结束，募捐箱里除了钱，还有手表、项链、戒指等实物。

崔健曾经唱道：现实是块石头，理想是个蛋。当音乐茶座、点歌厅逐渐被KTV和迪厅替代，当歌手们肆意生长的土壤已不复存在的时候，温州的音乐人该何去何从？
　　
遇见一个伯乐，出一张唱片，然后大红大紫，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或者，仅仅把音乐当作理想，不计代价地追随，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资本和勇气。

今年春天，温州通俗音乐学会举行第二届理事大会，又吸收了许多年轻的音乐人， 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一条看似“韬光养晦实”则“现实主义”的道路——我们需要音乐，也需要面包。

2005年在“梦想中国”走红的朱聪聪，虽然最后没进前三，但那一首《真爱你的云》让很多人记住了他。比赛结束之后，有一家国际知名的唱片公司曾找过朱聪聪谈签约的事，但作为新人，对方要求他负担一部分的出片费用。这让朱聪聪难以接受。他不打算冒这个风险，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花大代价出的唱片就一定会红。

在参加“梦想中国”的时候，朱聪聪的身份是市群艺馆培训部的老师，比赛结束之后，他回到温州继续当老师，只不过，通过比赛打响知名度后，他选择了自己办公司。如今，朱聪聪一手创办的“魅音堂流行音乐培训中心”在温州已经小有名气，虽然从来不打广告，但慕名而来的音乐爱好者络绎不绝。到目前，中心学员累计超过150人，而且很多人一学就是一两年。谈到自己的教学成果，朱聪聪颇为得意：“去年移动举办的‘动感女声’前20强里，有十几个是我的学生，冠军也是。”

“魅音堂”的招生海报上写着：声乐每周两节课，月卡500元可以上八次课，次卡一节课80元。如果一个班算15个学生，一个月一个班的学费就有7500元。除了培训之外，“魅音堂”还承接各类晚会演出。不管是公家的、私人的、露天的、室内的，只要有钱赚，基本都会接。朱聪聪很实际：“这类演出不仅可以增加收入，还可以给自己的学员提供表演机会。”朱聪聪对自己的道路有明确的规划——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赚钱，至于出唱片，要等到时机成熟才会考虑。

从1997年到2007年，并不漫长的十年间我们跨越了一个世纪和一个千年，互联网时代巨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当流行音乐遭遇网络，虽然首先引发的是版权保护的争议，但对于广大流行音乐爱好者来说，它却又是一个更加开放的舞台，越来越多的有天赋的温州青年在这里极大地发挥了自己的才华，他们的音乐博客和个人网站如同20多年的公园和音乐茶座一样，吸引了大量的“粉丝”， 我们惊喜地看到， 流行音乐永远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年轻“信徒”。

吴涤清隔三岔五地还会继续发片， 阿西老师还在亲自教琴，而何畏写的一些温州话小调正在满城传唱，余毕华的“Sailing”音乐吧再度成为温州音乐人的聚演之地……

这个城市依旧收藏着许多人的音乐梦想，低调并不全是一种姿态，更是再次冲天之前的蛰伏休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