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山见门

9月28日，“流行音乐年30年·温州百名歌手演唱会”将在温州江心屿隆重举行，作为近10多年本地文艺界规模最大的活动，本次演出聚集了目前温州流行乐坛的最强大阵容：何畏、厉智敏、陈宏雷、柯海燕、董雁、潘晓红……纷纷登台，这台跨越时空的音乐怀旧之旅，将勾起了许多人的青春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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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机

温州是一座沿海城市，不但能收到台湾的电台广播，从电波中接触到“靡靡之音”，而且早在1970年代末就能从渔民手里买到走私的录音机和很多流行歌曲磁带，在早期的音乐爱好者中，许多人都曾用过这两种方式如痴似狂地“收藏”流行歌曲。

如果说，1970年代末的板砖录音机还只是少数家庭通过特殊渠道才获得的奢侈品的话，那么到1980年代时，在温州就不是什么稀罕的玩意儿了，很多家庭不但有了录音机，而且还是可以直接翻录的双卡录音机。

在电视机出现之前，对温州人的生活影响最巨大的就是录音机，除了何畏这些当年爱好文艺的小孩因为录音机开始接触到流行音乐，温州的老人们也开始用录音机录播本地的“温州鼓词”，以致于那时候在温州的大街小巷，不是听到邓丽君就是听到“温州鼓词”，很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何畏所做的音乐里时常能听到一些鼓词的元素，当年温州城录音机里最常听到的两类声音如今得到非常合理的交融，或许这也是老早就被定下的缘分。

录音机使流行音乐开始正式走入人们的生活，并逐渐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最初的邓丽君和台湾校园民谣正是通过那些四声道或八声道喇叭的收录风行全中国，那时候有两个大陆歌手的名字不容忘记——张行和张蔷，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应该都还记得这一男一女两位歌手，“当年觉得他们唱的歌太好听了，好像很轻松，随口就唱出来了”如今身为浙江先创音响科技有限公司老总的陈良春，当年还是一个流行音乐爱好者，今天说起当年的那种吃惊依然绘声绘色：“他们的形象也特别时髦，唱片封面上张行拿着一把吉他，张蔷则顶着烫得象朵蘑菇一样的爆炸式头发，看起来很有活力，当然那是属于1980年代的摩登活力！”

张行的《迟到》和张蔷的《相思河畔》打开了80年代初期青年的心门：
　　
“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她，哦，她比你先到……”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即便一些人还为歌里所唱的情啊爱啊感到不适应，但这些旋律却给了人们一种说不出的心神荡漾，那是之前在那些雄赳赳气昂昂的革命歌曲所不能给予的，开放初期人们劫后余生的身心终于在这些音乐里得到了相应的慰籍。

然而，虽然那时的台湾校园民歌已经悄悄地广为流传，但在文艺界主流还是依然对这些音乐保持着相当高的革命警惕。那时何畏还在浙江省艺术学校读书，学的是民族打击乐，业余喜欢哼哼唱唱流行歌曲，甚至还弄到一把吉他，结果让老师大为恼火，被斥为不务正业“那时的流行音乐被称为资产阶级堕落的‘靡靡之音’，吉他被看作‘流氓乐器’”尽管这样，何畏还是偷偷的地在钻研老师们眼中的“旁门左道”何畏至今仍旧记得老师当年的不满甚至愤怒。2006年，何畏跟温州本地老音乐家林虹先生合作出版了《欲去又依依》专辑，用流行音乐诠释唐宋小令的委婉情怀，并在当中运用了当年所学的民族打击乐的老本行，他当年的老师如果听到这些让人耳目一心的新古典民谣不晓得做何感想。

但不论如何，在30年前，录音机、吉他、流行音乐、蛤蟆镜、以及喇叭裤、尖头皮鞋都曾经代表着一种非革命的不良形象，中国的新流行音乐就在这种并不宽容的环境里开始起步，而温州作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自然站在时代大潮的浪尖。

吉他

关于吉他和录音机谁更早进入我们的生活，现在已经很再难考据了，新近上映的《太阳照常升起》中，黄秋生在1976年的看似明媚阳光中，弹唱着《美丽的梭罗河》，那是整部电影最让人感觉幸福温暖的时刻，但电影中黄之所以在1976年就有着自己的吉他，是因为他是一名从南洋回来的华侨，电影选择吉他作为他的道具，其实是给了他一个身份的符号，而这个身份最终也是他的死因所在。

作为早期流行歌曲传播的重要媒介，吉他和录音机在曾经不短的时间里一直都作为不良青年的身份符号，这种情形最终得以改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有人将这个简单的乐器带上自卫反击战前线，在一部反映自卫反击战的电影里，我们曾经看到女护士牺牲时手中抱着一把早年的星辰吉他。

但在温州，让吉他洗去“流氓”恶名的并不是那部电影，而是有着“温州吉他王”称号的魏建西。尽管阿西也弹吉他，但他不戴蛤蟆镜，也不留长头发和小胡子，而且还是个光荣的人民教师，当然最最重要的是，正经人阿西吉他弹得比那些“小流氓”还好。

魏建西是在80年代初开始学吉他的，当时他有个邻居会拉小提琴也会弹吉他，他先是学了一阵小提琴，后来才转到吉他上来了，“因为我就是喜欢吉他的声音了 ”多年后，魏建西平淡地向我们介绍当年学琴的动机。由于从小就接受过很好的声乐训练，很快他就找到边弹边唱的民谣路线，并跟温州另一位吉他手黄伟组成一个两人组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在温州听了一个来自上海的民谣吉他组合的演出，被对方美妙的双声部合唱惊呆了，立刻他那两个上海人所住的宾馆求教，用录音机录下他们的表演，再一五一十的扒下来，反复练习，很快，这个温州本土民谣两人组就唱遍温州城，唱遍温州地区。

今天的阿西仍旧在温州九中教音乐，他那些只知道痴迷周杰伦的学生，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的阿西老师，20年前是这座城市最耀眼的明星。“我那时在一个普通的晚会上表演节目，本来只安排唱一首歌的，结果却唱了十几首，因为观众根本就不让你谢幕，只要你谢幕要走，他们就开始摔东西扔椅子”那时候只要他参加演出，就只能安排在最后压轴，有一次他被安排在倒数第三个出场，结果后面的两个歌手连场都还没上就被观众给哄回去了。 那时的阿西根本就是温州的“天皇巨星”，只要他背着吉他骑车在哪里出现，后面马上会哗啦啦跟上一支骑车的粉丝队伍。他去九山湖弹唱，他们跟着去九山湖捧场，他去中山公园，他们也跟着转移阵地。有一回路过清明桥，因为自行车粉丝太过庞大而引起交通堵塞，惊动了警察，岂料这个警察也是他的忠实粉丝，并未处罚他，只是客气地叫他改道而行。

1985年，魏建西获得鹿城首届吉他大赛的冠军，这也是温州第一个吉他比赛冠军，于是，整个温州的吉他热沸腾了。“那时的年轻人几乎都要学习吉他，好像当时谁手里拿着吉他，就会成为人们的偶像一样。吉他弹得好的人比现在开宝马车的还受女孩子青睐，我第一次办吉他培训班，一下子就有300人报名，那个热门啊，之后结婚、装修的钱全是靠吉他赚来的。即便到了今天，他去一些部门办事，还经常被40岁以上的老粉丝认出：“哦，你就是那个弹吉他的阿西！”

“那时的吉他手手里的一本书，或手上现在看来并不怎么样的一点技巧都是吉他追随者眼里的无价之宝， 吉他手们都要藏着自己手中的‘技巧’，轻易不给别人看，偷偷地露一点让别人想想，就能大赚听众‘耳油’，那时候的人真是太疯狂了。” 阿西这样向我们描述了当时吉他热的狂潮。

蒋晓东是在14岁那年拥有第一把吉他的，当时他还是个懵懂少年，只是看了一部电视剧《吉他歌手》、一部电影《路边吉他队》，就幻想着自己也能做那样一个自弹自唱的流浪歌手。后来梦想成真，他不但成为吉他手还成为歌手。

刚开始是业余的，在歌舞厅酒吧兼职表演，后来感觉不畅快，干脆辞掉工作全心做歌手，尽情热爱。回忆起当年那个学吉他的激情燃烧岁月，蒋晓东说，那时弹吉他，实在是太火太流行了，周围的年轻人几乎是人手一把吉他，只要拿着一把吉他往马路边、公园里一坐，顷刻就会围来很多观众，报以崇拜的目光和热情的掌声。1989年他从杭州获得省首届吉他大奖赛一等奖，就如英雄凯旋而归，连着摆了好几天的庆功宴。

蒋晓东的爱情也跟吉他有关，太太当初就是他的粉丝，跟着他学“吉他”。

乐队
 
1984年，18岁的何畏从浙江省艺术学校毕业，这年夏天，他做了一件20年后注定要进入我们视野的事情——当时位于今天松台广场位置的解放剧院的经理找到了他，要求他拉上一支乐队去他们那里鼓捣个音乐茶座。
    
这对何畏来说，绝对是个正中下怀的好事，20多年后当他坐在一家装饰考究的咖啡馆里跟记者回忆往事，讲到这段的时候，两个眸子还是闪亮闪亮的。他当时在学校里学的是民族打击乐器，但那时被老师看作不务正业的流行歌曲已在外面传播得水流花开，和那时许许多多文艺青年一样，何畏早就被那些特别有质感的旋律所打动，一直偷偷地在私底下琢磨那些东西。现在有个这样的好事上门当然不会拒绝，当即叫上几个朋友鼓捣了个乐队，编制是一把吉他、一架电子琴、一架鼓。没有音箱，就从朋友哥哥的理发店里借了个“红灯牌”音箱，这只可怜音箱在后来的大半年时间里，白天在小南门的理发店里唧唧歪歪地唱着，晚上又被拉倒解放电影院的茶座里承受那群哥们的山呼海啸。
    
很多年后很多人都知道何畏是个鼓手，但他告诉记者，在做音乐茶座乐队之前他却连真的架子鼓都没见过，更别说买了，就凭着些图片上鼓的样子，他买了几个军乐队的小钢鼓，拆了上面的猪皮，蒙上尼龙膜，大致分出个声音的高低，找人焊了个铁架子把鼓搭起来，就学着那磁带里放的声音霹雳叭喇地敲开了。天冷的时候，那塑料鼓皮会发硬，一硬起来声音没法听，于是何畏就在鼓里面装上了彩色灯泡，一来热闹，二来也靠那灯泡的热量把鼓皮烤软。当然最好玩的是关于那个大的低音鼓的故事，可能是一开始他们照着做鼓的图片上看不到下面的大鼓，何畏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弄不明白磁带里放出来那低沉的“嘭嘭”是怎样发出来的，直到半年多后他回母校办事在杭州看了场东方歌舞团的演出后才弄明白，原来人家那鼓下面还有那么大的一个家伙。回来后立即动手弄了个军乐队的大鼓，但看演出时有点远，他还是没搞清楚那个让大鼓出声的是个叫踩捶的东西，结果把那鼓硬是吊里地面20公分，用脚尖去捅。

不管怎样，温州到底还是有了第一支的流行乐队。
    
解放剧院音乐茶座开业半年后，位于公园路的东南剧院也开出了自己的音乐茶座，何畏和他的这般哥们作为当时温州唯一一支有着丰富现场经验的乐队，自然成了新茶座的网罗对象，之所以愿意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跳槽，何畏解释原因就是钱。在“解放”演一个晚上，乐队的收入是五块钱，而“东南”开出的价码是十块，因为他们准备一个晚上开两场。从晚上七点到九点是第一场，从九点到十一点是第二场。20年来一直没有离开过娱乐业的何畏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那情形是，当你七点进场和女朋友在歌声中窃窃私语到九点的时候，会有人来提醒你们时间到了，这时你要么选择退场，要么再买张继续。”

何畏乐队打动了许多音乐爱好者，在那个吉他风靡一时的时代，组乐队必定会一种时髦。1985年，还在平阳县工商银行当会计员的伍卫中就和自己的朋友组建了以每个人名字第一个字母命名的平阳第一个乐队：ZDW乐队，还是20岁的他担任乐队主唱兼吉他伴奏，并开始在平阳当地的舞厅演唱费翔、邓丽君的歌。由于没有现成的乐谱，乐队的排练完全靠听磁带，当磁带放到有鼓声的时候，那就让鼓手去练，听到吉他声那就让吉他手去练，完全没有和声的概念，即便是这般的“土法炼钢”，大家依然玩得很开心。

有着相同经历的还有陶世昆，从小就跟父亲学习小号的陶是当时乐队最吃香的人， 因为那时的吉他手普遍只能弹点节奏，整段的旋律主要还靠小号来完成，由于那时才刚刚接触流行音乐，也不懂什么叫摇滚、爵士，所以他们的乐队也是混搭型的，既有电贝司、电吉他，也有小号、小提琴……总之需要什么就上什么，演奏也很简单，大家分工明确，和弦甚少。

总之，就在何畏的“茶座＋乐队”模式成功之后，温州一时间不但多了许多“音乐茶座”，也多了许多乐队，我们现在已经搞不清楚究竟是乐队“催生”茶座，还是茶座“催生”了乐队，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在之后的漫长时间里成为温州流行音乐的中坚力量。

歌手

对于20年多前的温州人来说，音乐茶座无疑是个横空出世的巨大“洋荤” ：不到100平方米的场地里，一边盘踞着乐队和歌手，一边就隔出半包围的一个个火车硬座，或者“鸽子笼”般的“包厢”，观众围坐在一起边吃边看，乐队和歌手就在一旁表演，5元一张的门票，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已经算是奢侈了，当时的年轻人也只有谈恋爱时才舍得花如此巨大的血本！

毫无疑问，能在这样的场所里演出的人，自然是最时尚最牛叉的年轻人，说起当时的茶座歌手，不能不提徐娇蓉，这名歌舞团出身，17岁登台，19岁就获得全国优秀歌手称号的女歌手。虽然现在已经旅居国外已成人妻为人母，可在当时的音乐茶座里，她俨然就是红得发紫的“偶像巨星”，受追捧程度不亚于如今的“超女”，直到现在，她还常被一些听过她歌的同龄人认出，提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徐娇蓉仍觉激动，还会打着响指哼上几句《一把小雨伞》，用她的话说“那个时候，一帮追求音乐的年轻人在一起，既单纯又美好”。

作为音乐茶座歌手，当然就是那个年代最时髦的人，穿衣打扮更是年轻人效仿的对象，由于徐娇蓉常有到外地演出的机会，眼界比本地青年要开阔许多，对那时的时尚潮流特别有感觉，经常会有机会淘到一些出口转内销的服装。一般的姑娘走在大街上，理个“秀芝”头，穿个喇叭裤就算是很时髦的装扮了，而她穿着帆布料衣服、白色西装短裤，踩着一双布鞋，走在街上总会引来许多姑娘的艳羡：“这么与众不同的打扮，肯定是歌舞团的演员”！

徐娇蓉那时候唱的歌有：《我不是坏小孩》、《路灯下的小姑娘》、《一把小雨伞》、《轻轻地对我一笑》……都是当时最流行的，学歌的途径就是听着磁带模仿，全靠自己摸索，备上十几首，轮换着来唱，免得观众听腻了觉得每劲。徐娇蓉当时就是以一首《上海滩》俘获了不少“粉丝”，后来还学唱了一首日文歌曲《星》，由于不会日文，当时全靠加拼音死记，不想有一次一个到温州探亲的日本人来茶座听到后对她称赞不已，让她颇为高兴。当然最让他们这帮歌手高兴的除了观众的喜爱，还有就是颇为丰厚的收入，一场六七元的报酬，一个月下来就是300大洋啊，徐回忆自己当时唱了2个月就买了一台双卡录音机，搁在现在的话，那可比买辆保时捷还要拉风！

池一苇15岁开始就学习小提琴，最初他在音乐茶座里主要负责拉小提琴，但唱功颇佳的他在没有演奏任务的时候经常客串歌手，记得当时一曲 电影《少年犯》主题曲《心声》，让他一炮而红，上街的时候，居然还有人喊他“少年犯”，以至于在一段时间里这个称呼成了他的外号。池一苇说音乐茶座圆了他的唱歌梦，又让他坚持了最钟爱的小提琴。

在那个信息不便、明星匮乏的年代里，这些茶座歌手就是温州年轻人的偶像，温州本来就是个小地方，他们在音乐茶座唱歌后，几乎走到哪里都有人认识，还真有点成“星”的感觉。那时候的“粉丝”也特单纯，像他们这些歌手一般只管演出，很少跟观众有接触，但还是会有铁杆“粉丝”会来捧场，或是献上一朵鲜艳欲滴的绢花，或是掏钱请全体演员吃东西，那真是一种发自肺腑的对音乐的喜爱！

而作为舞台的音乐茶座，第一次为这些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提供了可以尽情发挥他们的所长的机会，他们用音乐征服了观众，也抒发了自己，那是一个真诚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