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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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6月26日,06:53 | 观看 935 次
依依，这个20岁的重庆女孩，一个月前在她自己博客上发了一篇《要成功就是要不择手段，这个与心灵美毫无关系》结果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当然，网络上关于依依言行多半会被冠以“艺校女生称愿被张艺谋潜规则”或“艺校女生盼望有富商来包养”之类的骇人标题，许多人不是对80后的道德感表示焦虑，就是拼命借机鼓吹所谓“人性”的回归……
昨晚我在等待德国队和土耳其比赛之前，经重庆博友太元植的介绍下，我和依依有了以下的QQ闲聊，算是一个小小的访问。
在我看来，这个把媒体耍得团团转的女孩，之所以引起那么多人的愤怒，大概是因为她扒下了很多人的裤子——道明了一个真相，一个让一些人不愿承认的但又客观存在的让人尴尬的真相，而真相又总是让人不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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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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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3月29日,20:14 | 观看 514 次
接受《博联周刊》的专访，担心非博联社友和没有登录博联社首页习惯的朋友看不到《博联周刊》，特地将这篇专访转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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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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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3月27日,08:51 | 观看 572 次
接受电子杂志《盛果》的专访。常常采访别人，偶尔换个位置，挺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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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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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05日,00:38 | 观看 163 次
2003年11月11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受邀来中国访问时，邀请法派集团总裁彭星在北京与其共进午餐。彭星特赠送给克林顿一套“法派”西服、衬衫、皮鞋、领带，克林顿非常高兴地接受了礼品，并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穿着法派西服来温州造访法派集团。
此事作为三年前法派通过电子邮件邀请当时还在任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卸任后做他们的“形象大使”一事的延续续。再度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一时间传说纷纭，为此记者特地走访了法派集团总裁彭星。
记者：四年前我们在报纸上就看到了，大家都说请克林顿担任形象大使的想法是你提出来的，你能告诉我们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吗？
彭星：我只是想在企业的形象大使上带点创新性，早在2000年初，我在欧洲考察时得到一个信息，说是克林顿卸任后可能从事影视业，当时我就觉得这应该是和他进行商业合作的机会。针对国内市场我请了两个偶像明星梁家辉和张柏芝任形象大使，但在欧美市场这一块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先前我们与皮尔斯•布鲁斯南、肖恩•康纳利都联系过，和周润发也谈了近半年，但最后都不了了之，直到2000年5月下旬的一天我看到《中国工商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克林顿牛津寻前途“，文章里说克林顿负债多多，卸任后可能做巡回演讲、搞学术研究、向演艺界发展，也可能做一些大企业的顾问，总之他要忙着赚钱，这就更加坚定我原先的想法——请他担任形象代言人。
记者：那你是怎么开始和克林顿联系的呢？
彭星：看到报纸后我就给白宫发出电子邮件，把自己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写上了，希望聘请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作形象代言人。很快我们就收到白宫发回礼节性回函，表示此事应在总统卸任后考虑。事过半年多，克林顿任期届满卸任，我们便再次发函，重提旧事，这一次得到了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的回应。2001年２月14日，希拉里发来电子函件，对“法派”的盛情表示感谢，同时相告期待与企业负责人面议。之后我们便一直和克林顿办公室保持联系。克林顿他原打算2003年6月来温州考察，但最终因SARS和伊拉克战争改变了日期。
记者：许多人说这个事情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法派”的广告真是做到家了。
彭星：现在这么多媒体报道这件事，按照有形的价值来计算的话，我无法承受，我相信我拿5000万到中央台做广告，也没有这样的效应。这是肯定的。我在中央台每年一、二千万投入过，根本没有这样的效果。现在很多策划公司、企划公司为我们这件事专门开会讨论：一个企业能想出的点子，我们专门为企业服务的怎么想不到呢？所以大家还要多多创新，跳出原有禁锢。这个例子好或坏我现在不讲，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就是创新。
记者：可能是过于轰动效应，使得很多人对这事的第一反应是炒作，你是怎么看呢？
彭星：这种评价我实在不敢恭维。因为从开始到现在，我们都是一种很真诚的态度，绝对没有一点炒作的意思。如果我们真是炒作，当初就该搞个新闻发布之类的。可其实我们只是在当地媒体采访我们时，谈到了我们想请克林顿做形象代言人的打算。再说了，若我们真想炒，这么多的媒体来采访，我为什么一律谢绝了？其实我一开始就担心宣传得太多了，物极必反，让别人认为我们在炒作，结果他们还是这样认为了！
现在有些话我都不敢随便说。我认为媒体应该看到一种能想到并敢做的创新感、魄力感，而不应该只看结果。结果不重要，没有结果都有这么大效应了。（笑）你说我能保证吗？根本不敢这么说。
记者：那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件事的炒作嫌疑？
彭星：我想一方面是由于克林顿这个人太有新闻性，另一方面是媒体在炒作新闻。说实话，这件事的影响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全世界的媒体都在集中报道一个企业，让我们不得不有一点点担心。我们现在对这件事的原则是：谨慎，谨慎，再谨慎。
记者：事情发展到现在，有没有对企业造成什么大的负面影响？
彭星：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是比较正面的。但人多嘴杂还是让人担心。我们也不想借机炒作，只想踏踏实实地做事。我们的目标是创一个百年品牌，百年品牌是要一点点做出来的，靠炒作是不行的，我们做企业的如同盖房子一样，得从地基开始一点点夯实，玩虚的会玩垮自己的！
记者：有媒体提到法派请克林顿的酬金是200万美元，你们是怎么给出这样一个价位的？
彭星：我没有说自己付200万美元，200万是做为一个类似比喻，现在讲也讲不清了……（笑）
现在根本不是价格问题，而是克林顿来不来的事情。报纸是随便搞一个这样的标题吸引别人。大概我当时讲过：如果真的行的话，一二百万美金我是眨也不眨眼的。后来成了标题之后我就不敢再这么讲了，其实我们怎么可能那么快向外界透露具体的数字，因为从商业程序的操作来说，根本还没有到谈论价钱的时候。再说了，200万美金是多是少，2000万是多200万是少，这是个没底的事情，谁知道怎么开价呢？汤姆•克鲁斯拍部电影都要价几百万，我们签梁家辉和张柏芝4年的酬金都不止200万美元，克林顿的身份总不会低于他们吧！
记者：一旦请下了克林顿这么一个又一个重要级人物，“法派”接下来有何措施？
彭星：请下克林顿后，我们将全面启动欧美市场。目前我们已进入日本、欧美市场，量不大，到时做为先行者，将加大品牌在国际上的宣传力度。进入欧美市场，对企业也好，产品也好，都是比较好的机会。
记者：你们双方接触到现在，从电子邮件交流到面谈，你现在的把握有多大？
彭星：不好说。能办成功，当然是一件好事。从小的方面讲，对我们法派企业、法派品牌是一个很大的提升；从中等方面讲，对我们温州服装、温州产品、温州企业是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从大的方面讲，美国总统能为中国产品服务，真是令13亿人都开心的事情。而且这件事也可以给以后很多类似的创新做参考，不单是指在服装业请形象大使方面。
记者：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最终不成功的话，你本人或者“法派”会跌面子的问题？
彭星：这个我们没想过，因为肖恩•康纳利也好克林顿也好，对我们来说，当初只是作为我们品牌推广的一个计划，就像我们用半年时间在跟周润发接触那样，没有结果就换人选。请克林顿也一样。我们的出发点很简单，因为中国马上已经加入WTO了，我们需要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出击市场。在国内市场上，我们请了梁家辉、张柏芝做形象代言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现在我们想进入欧美市场了，也就想在欧美地区找一位形象代言人，克林顿当过美总统，全世界人都知道，于是他成了我们目标群中的一个。如果因为什么原因没有请到克林顿，那我们可能就请别的世界级的人物，因为我们进军国际市场的决心不变。
记者：你估计整个事情到最后确定还要多少时间？
彭星：对于企业来说，一般像聘请形象大使这样的事情，双方都需要一个较长的磨合周期，其间变数也比较多，我们当年和梁家辉张柏芝也谈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这次要请的是克林顿，既然都已经四年了，说明我们是有耐性和诚意的。我还是原来那句话，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件事折射出了法派一贯的创新精神，这是最关键的。
记者：你的意思是，请克林顿做形象代言人是你们营销策略的一种创新？
彭星：是的。法派提出创新就是生产力。现在企业在请形象代言人时，总是想到请明星。而我们想到了请克林顿，既然我们能花近千万元请梁家辉和张柏芝，我们为什么不能花钱请克林顿？他现在不就是一个美国的普通公民嘛。大家都知道，现在任何一个品牌的发展，如果没有创新、墨守成规、死抱着“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老套套，就不可能有旺盛的生命力。现在不是有一句话吗，“没有默默无闻的好企业”。当然这并不是要提供光说不练，我的意思是该吆喝的时候吆喝，该静下心来做事的时候踏踏实实地做。这是做人的道理。也是做企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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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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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2月20日,23:03 | 观看 169 次
记者：首先恭喜你前几天刚刚获得2000年荷兰克劳斯王子最佳成就奖，据说他们之所颁这个奖给你，是因为他们认为你的音乐表达了中国和世界青年的心声，在音乐创作中，借鉴了中国传统诗歌的表现方式，并且立场鲜明地反对西方音乐的影响。你自己又是怎么看待这种评价的？
崔健：谢谢，说实话，当时拿这个奖我还不知道别人给我什么样的评价，后来我才看到你说的这段评语，其实我对这也挺意外的，如果你非要我对这发表什么看法的话，我想这些东西更多的还是别人对我的一种看法和态度，我自己本人搞创作的时候，从来没有有意地考虑过他们评价的那些方面，所以这种让我拿奖的理由只是别人的观点而已。我的创作的方法其实真的很简单，就是要面对自己的现实和那种感受。
记者：许多听着你的歌长大的观众都在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崔健还会不会穿着绿军装来温州。
崔健：不会，（记者：为什么？）烦了！
记者：早些年，不少人是听了你的东西后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叫摇滚乐的东西，但现在他们在听了更多的东西以后，反而觉得崔健怎么看都只是小学时候的班主任，所以经常要为你发些“宝刀已老”的感慨。
崔健：也许他们长大了吧，虽然有的人不过是要通过这些话来表明自己的成熟，可我还得做自己的音乐。从音乐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不是很明白他们这么说的具体意思是什么，我总觉得他们现在可能没能很认真地在听我的新歌。事实上就我自己目前的情况来讲，搞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更多的是为了自己开心，我不大会去做些“为歌迷服务”的事情，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就不关注歌迷了，只是相对来讲，得到歌迷的欢迎只是我们愿望，但绝不是我做音乐的目的，我说过，我搞创作的目的是让自己高兴。（记者：你这么说就不怕歌迷不买你的帐？）真正的歌迷要选择的是真正好的音乐，而不是最会甜言蜜语的歌手的音乐。
记者：你觉得现在歌迷没能很认真地听你的歌的原因是什么，乐队太多了？
崔健：不知道！
记者：虽然你一直在努力地写新歌、出新专辑，可是更多的人还是喜欢听你的老歌，比如这次演唱会，许多的人就是冲着你的老歌去的。
崔健：喜欢听老歌，可能是我那些老歌里有很多浪漫的东西吧，或者老歌本身，或者听老歌的那段年龄。我现在的新歌里更多的是关注一些现实的问题，可对于人们来讲，现实总是不容易接受的。不过我认为，真正的歌迷是不会要求他喜欢的乐队永远只唱那么几首老歌的，毕竟“耳熟”和“好听”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我想歌迷如果真的长大了而且也认真听了我的新歌，应该不会这么片面地看待问题的。至于到演唱会来听老歌，这没什么不好，本来我也就打算要唱老歌，毕竟老歌大家更熟，更容易交流，演唱会要的就是这种交流，换了谁开演唱会都一样会选择多唱些大家熟悉的老歌。当然，等到我现在的“新”歌有一天也变成“老”歌的时候，我也会多多地拿到以后的演唱会上去唱的。
记者：我个人认为，你的许多歌词的意象早已超越了歌词的本身，比如《一块红布》的表现范围和情景张力根本就不再是普通的歌曲题材，甚至可以是一部小说、一部电影或一部戏剧。
崔健：我一直都认为歌词的观念性和联想性，在摇滚乐中占有很重要因素。虽然我自己写的歌词也很“歌词化”的，但我非常注重歌词本来的观念和它带给人们一些与之相关的联想，所以你对《一块红布》会有这样不同的的理解，我并不觉得奇怪，不过我还是认为这只是你的理解，因为我写这些歌的时候压根就没你想的这么多，到现在我自己也没有觉得哪首歌的歌词超越了歌词它的本身。
记者：我记得你以前曾经说过，摇滚乐是很严肃很理性的，是不可以很商业的。
崔健：对，（记者追问：那这次的演出算不算商业行为？）是商业行为，不过是正常的商业运作。事实上，我反对的是商业的恶性包装，而不是正常的商业运作，这种演出应该算是正常的商业运作。我认为摇滚乐本身就应该具有理性的思考能力，所以乐队绝对不应该和那些偶像歌手一样，单单依靠商业的包装和炒作。
记者：你怎么看待自己和“零点”这种比较商业的乐队将在12月24日晚上的同台演出？
崔健：这是一种商业运作，我们被“捆绑出售”了，其实从观念上来讲，我们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好象也不应该在同一台演出中同时出现，只是现在国内摇滚乐的演出机会太少了，我们更多还是这样凑在一起演出的多，算是不错了。当然我们各自有自己的专场演出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讲公平，对他们来讲也公平，对歌迷就更公平。
记者：10多年来，你换了好几回与自己合作的伙伴，你觉得自己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你的音乐风格更接近于那类？
崔健：事实上，近六七年来我的合作伙伴都没有变，（记者：这次过来的还是刘元他们那班人吗？）对！这几年要说有大变化的话，也只有在音乐上，不过我们从来都没有定位于某种风格的想法，我做音乐最主要的是要去面对自己的现实和所感，从来不存在对哪一种风格的模仿，我说过我是为了让自己高兴而做音乐的。我现在更注重乐队的现场效果，虽然这对于每个乐手来讲，要求是更严格了，但你们听起现场效果来肯定要过瘾的多，就算是老歌，也会有很多让人耳目一新的临场发挥。（记者：你会从台上跳下来吗？）我想，（迟疑了一下）应该不会吧！
记者：前不久，听说你刚参加了一场反盗版的演唱会，可是说实话我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买到过一张你正版的CD或磁带，温州满大街的音像制品商店都有崔健的带子，就是很难找到一张正版的。
崔健：（苦笑）这说明正版太弱了，（记者：你会在盗版的CD的签名吗？）原则上不会！
记者：你上网吗，你怎么看待网上对你的各种评论？
崔健：上网啊，无聊的时候偶尔上，但上了还是觉得无聊。网上的那些评论感觉也很无聊，我觉得和我不大有关系！（记者：怎么说呢？）这种感觉就好比是我在山上种了一棵树，几年后树长大了，我想去看它的时候我就去看它，不想去看它就不去看它，至于这棵树引来了什么鸟，我想这和我是没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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